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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特辑:高翔老师访谈录
资讯动态 2024 2024-09-10 719 返回

教师节特辑:高翔老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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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雷 高老师您高考填志愿时选择南大生物系的契机是什么?


高翔 81年高考前我有点纠结,因为理科和文科的成绩都不错。虽然当时特别想去学文科,但是所有的老师都说不行,你(高翔)必须要去学理科,应该去学物理、数学、化学这些。当时我想,生物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学科,所以就选择了生物。那时候我们还不能转专业,所以选了生物以后也就一直学下去了。

马宇 那个时候的南大是什么样子的您还记得吗?


高翔 当时的南京大学非常有趣,经历文革浩劫以后,那个时候老师也不太懂现代生物学,所以他们常常是头天晚上读英文书的一个章节,第二天给我们讲所谓新的东西。其实我们有时也有复印件,会发现老师可能昨天晚上对英文没看懂,觉得他讲的是错误的,这样大家会在课上有很多讨论。这种平等沟通特别特别好,老师人也好,没什么架子。


安光锴 那当时教生物系的老师会讲哪些内容呢?


高翔 虽然当时老师对分子生物学不太理解,但是他们的生物学基本功很扎实,对我们帮助很大。在讲解循环系统时,老师会从最早的脊椎动物的起源开始讲起,然后讲血管的发生,心脏的来源,如何从鱼类的两心腔到蛙的三心腔和哺乳动物的四心腔,心功能怎样变得越来越完善。我们把进化过程搞清楚了,就把知识记住了,记得很深刻。


那个时候没有PPT,就是在透明薄膜上写,然后用投影仪投影。还有板书,我到现在还喜欢板书。板书会带动你的思维,老师在写这个字的时候,我在想下一个字是什么,我就会动脑子。PPT“啪”一下的划过去,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思维常常没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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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宇 在80年代初的南京大学读书,对您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高翔 我读本科的时候,南大曾经出了一个政策:只要考试通过,学生可以不去上课。但后来这个规定出了两个月以后又收回去了,为什么呢?有些课程学生不爱上,任课老师空对教室,所以不开心了。不过我反正是不怎么上课的,遗传学课的内容太简单,期中考试时我就把教科书撕了,不去上课,考试还是90多分。现在回过头看,其实学校应该坚持不必上课的政策。不过虽然一些课我没去上,但我可能是生物系那一届选课最多的学生,我去化学系学了量子化学,去物理系学了数理方程和电子线路,因为觉得好玩,当时觉得要挑战一下自己。大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学的物理太简单了,申请免修,不上课。学校还真的同意了,给我出了张试卷,很丢人没通过,免修要达到90分,结果我考了87分。

南大当时开设了许多文科课程,很受欢迎。西方美术史课是大家最喜欢的课程之一,老师好像是从南师大请的,课是在晚上,大概200多座位的教室挤了300多人进去,窗台上都坐了人。老师从不知道哪里弄了一套幻灯片,一幅幅的名画,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印象派到野兽派,黑暗的教室里全是闪动的色彩和光影。那时候学生们都爱读非专业的书,什么都读,那个时代什么都可以读,也什么都可以讨论。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玩儿,好潇洒。


安光锴 听您这么描述,读书更像是一大乐事了,您是怎么将读书变成乐趣的?


高翔 读书本来就很有乐趣,读不同的书就有不一样的乐趣。当时我家里穷,感谢南大每月发21块钱的助学金。钱发下来,先花14块钱把饭菜票买了,剩下来的钱基本上都去买书了。看的书也有在图书馆借的,哲学书和历史类的书大多去图书馆借,小说和诗歌大多是自己买。很希望能把当年的借书卡再找出来,看看自己都借了什么书。武汉大学据说在毕业时会把学生在学校的借书卡复印给学生,让学生知道自己在学校读了什么书。我觉得这个事真的特别棒,就应该是这样。

当时除了校级图书馆,每个系都有系图书馆,生物系的图书馆在西南楼的一楼,大概有200多平米。美国、日本的一些基金会捐了很多书,有一些海外华人也捐了很多书,所以系图书馆的书绝大多数都是英文的,内容也都是生物学的专业知识,还有很多英文的专业杂志。


那个时代读书是一种风气。在80年代的大学生,如果连康德、黑格尔都没读过,你还算是大学生吗?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大学生都不太读这些书了,新时代的人和当年的我们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把所有的哲学书,伦理学和心理学,所有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文学经典都读了一遍,什么书都读,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大家都正儿八经看了一遍,不分理科生和文科生。


80年代的大学生,如果没有写过诗歌,也不能算是大学生。我们都写过诗,写过歌,我还为生物系写了一个系歌,当时为了编歌词,特地跑到图书馆去,找了一大堆的诗集找灵感,读惠特曼的《草叶集》,读到心潮澎湃,书一扔,就开始哗哗哗写。我们班的同学发起了学生杂志《春蚕》,那可能是南京大学的第一份由学生自己做的杂志,那时候还靠油印印刷,每星期在钢板上刻蜡纸,然后把自己写的文章印出来。


现在我们只会写那种所谓的比较规矩的东东了,再写不出那种特别放浪的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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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婉婷 那高老师您读书之余会去做些什么呢?


高翔 我很喜欢旅行,读书之余,到了假期,背着个包出去旅行,穷游。


我在南大读书第一年,约了在北大的中学同学暑假骑车去山海关和承德。没想到暑假火车票难买,晚了2天才到北京,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无法通知我的同学。结果到了北京大学,我同学已经出发了,他同宿舍的学生虽然不认识我,还是带着我玩了几天。那时候也没有保安和宿管干预,我就住在同学的宿舍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大学需要有这么多宿管大叔大妈,可能是为了增加就业率吧。在北京大学,我第一次知道除了饭票菜票外还有米票和粮票,那时北方没有足够的大米,所以要发米票来买米饭,面票就只能买馒头,粮票是吃杂粮(高粱和小米)。我同学骑行结束回来后,我们一起回南京,在路上我们又逛了济南、爬了泰山、游了曲阜。一张车票好像18块,加上不到10块的零花钱,就这么穷游一路。


大学第二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国务院的一个东海大陆架底栖生物考察项目,项目核心就是跟船出海,捕获海底生物的样本,研究我国东海大陆架的生物种类和数量。我们系童老师申请到了这个项目,但她晕船。她在课堂上问大家 “哪个同学愿意去?” 我喜欢冒险,很积极的去报名。最后我和钱卫平同学(现在是东南大学的教授)接了这个任务,在海上漂了15天。我们去了才发现,所谓的考察船就是一个小渔船,除了我们,船上还有4个渔民开船。从如东出发,按海上的坐标,差不多每隔两个小时,船就要停下来用拖网捕捞样品,有虾、蟹、贝,小鱼,有时还会捕到小章鱼。小章鱼在手臂上爬的感觉很奇妙。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晕船,晕船,晕船。每次晕船的时候就后悔,不该参加这个项目,肠子都悔青了。当时是我第一次出海,四周茫茫全是水啊,从此知道了个人的渺小。后来不管做什么,都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渺小,也就不敢像别人那样自夸。


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们组织了国内第一次“准专业”的大熊猫考察活动,那年四川竹子开花死亡,野生大熊猫的生存受到威胁。我们在南京全城发起了为大熊猫捐款活动,一毛钱几分钱的捐,一个多月我们竟然收到了4万多人民币,把它全部寄给了国家林业部(大熊猫属于野生动物,归林业部管理)。在1983年,那是一个天大的数字(很多人的月工资只有十几块钱)。然后我们想在暑假组织一个科考。我记得我当时去冯致光副校长办公室请他支持(那时候小小本科生是可以直接找校长的,校长办公室是一排简易平房,大家都叫“南平办公室”),冯校长在办公室里面给林业部打电话。林业部后来拨了我们2000块钱,同意我们去做大熊猫科考考察。学校说这个科考让我们自己组织,所以我就找了植物专业、动物专业、生态专业、地理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完全没有老师参加),一起组织了这个历时近2个月的四川大熊猫考察。因为我是先遣队,学校还同意我提前学期考试,这样我可以提前出发,安排大队伍(12个人)的所有行程。在和四川省林业厅商量后,我们决定去宝兴县的蜂桶寨保护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发现地和模式标本产地)。当时我们还带了两支猎枪,准备用来打猎,结果没被批准。


我们的那次考察,第一次给出了当地大熊猫只数的准确估计,并提出大熊猫可以安全度过这次竹子开花带来的短期影响,为国家林业部后续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数据。当然,借着这次考察,我们去了西安(那时兵马俑刚刚开放不久),去了乐山(还可以和大佛亲密接触),顺江而下见了三峡(那时还没有三峡大坝),逛了重庆山城和武汉东湖,一路充满了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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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宇 听着您的描述,80年代您在南京大学的大学生生活仿佛就在眼前,我们都挺羡慕您有这样丰富的经历。后来您又是为什么选择出国留学呢?


高翔 1985年起我在南大读朱德熙老师的硕士,那时候不想去留学,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去留学。当时的想法是为什么要到国外去留学?在中国就可以做很棒的科学,不想出去。不过硕士读完的那年夏天实在无聊,就上了2个星期的托福班,只要40多块钱。我想着40多块钱交就交了吧。结果,有一天中午下课时看到南大北园门口有很多人排队,我一个大学同学也在排队,我就问他在那干嘛。同学就说报名考托福,让我也一起报个名。考试要交25美金,那时候我连美金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过,25美金当时相当于我5个月的工资,实在是交不起。


结果我的同学帮我交了25元的美金,拿了张托福考试报名表,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考虑要不要留学这个事了。正好有天在校园里骑自行车瞎晃荡,又遇到了学校外办小楼外面有一堆人,原来是有人在退GRE考试的报名表,于是我把别人的退表给拿下来了,报了GRE,糊里糊涂就这样就把托福和GRE给考过了,然后就被录取了。


安光锴 感觉高老师您出国挺机缘巧合,当时您怎么去的国外,国外学校又是怎么接收您的呢?


高翔 出国是我人生第一次做飞机,当时南京还没有民用机场,更没有国际机场,所以家人到虹桥机场送我。因为是第一次坐,连机票都买错了,本来应该飞到田纳西,结果我的票只买到了亚特兰大机场。在旧金山转机时,我给老板(Dr. Tom Knudsen)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晚上12:00到,想让他来接我。后来才知道我的老板从田纳西的实验室开车到亚特兰大机场要六个小时。他是在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跟我的师兄(Mike Blackburn)说,我们去接高翔吧。我们从没见过面,所以他们在机场见到亚裔就问“您是不是高翔”,最后居然就这么接上了。又连夜再开车开回去,开回学校。我在师兄家沙发上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师兄就喊我起来,说我们该去实验室了。等我们到实验室的时候,我的老师Tom已经在实验室了。


我的老师对我太好了,所以我现在也对我的学生很好。如果你遇到个自私的教授,大概率你自己当上教授以后也不会对学生好。我第一次知道,人可以这么好,这样的老师现在哪有啊?你会来回穿越高山,开12个小时的车,去接你实验室的学生吗?难了。

沈雷 出国带给了您全新的体验和思考方式,您觉得和过去的自己比有什么地方发生了改变呢?


高翔 有一些是变化了的。到了美国,我才知道自己以前的自大是多么愚蠢。在国内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可去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彻底傻了眼。原来中华文明并没有那么久远,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建立的时间,比刚准备制作毛公鼎的西周早了千年。其实我们的历史并没有那么久远,而且光是久远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我在美国理解了这个世界应该是平等的,大国没有理由去歧视小国,强国也不是就要骑在弱国的头上。我们看世界应该采用平视的目光,去和世界平等交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所以,只有你跑得多了,走出去了,看多了,才会、才能知道这世界是怎么回事,才会学着重新认识和认知历史与文化。我以前是井底之蛙,没有见到过外面的世界。我需要把自己眼界打开,胸襟更加开放。


也有一些习惯出了国我仍然保持着。我喜欢旅游,读博士期间去了很多国家。1990年第一次去欧洲开会,会议组织者提供了全部的路费和住宿费。我的研究生导师Tom问我需要什么支持,我说会议3天,但我计划在欧洲玩20天,您要批假。他说,行,去吧。结果我背着背包,一个人走过了德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的十多个城市,这些后来都成了我很难忘的经历。g


郑婉婷 您觉得出国的经历、导师的影响给您回国以后的科研和教学这两个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高翔 回国后没过几年,我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不通过一位南京大学的研究生答辩。次年,我宣布了不通过两位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答辩,不通过两位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答辩。研究生答辩从来都是通过的,你们听说过答辩不通过的吗?我太认真。如果学生达不到要求,我不会放水。所以现在每年到了5月份,所有教授都忙于学生答辩时,我是最轻松的,因为很少有老师敢请我去参加他/她学生的答辩。


我上课也一样认真,我上课,都要求大家准点到。上课铃响完以后学生再进教室,我会请他出去。选我的课,就请不要在我的课上混时间。你可以当一个混子,吃喝玩乐不努力。没问题,我不反对你的生活方式。但请stay out of my face。


如果我上课时学生睡觉,那是我的课太无趣。我希望我的言语有吸引力。如果一切按部就班的讲,学生听了也会无聊,听了想睡觉。但是如果我讲完了,学生能有一些思考,这样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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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光锴 您对当老师好像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能请您谈一谈您觉得作为老师重要的是什么吗?


高翔 我认为做老师,上课要知道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给我五个小时,我讲五个小时的内容;只给我五分钟,我就讲五分钟的东西。一个好的老师,应该知道怎么去跟学生对话。知识从来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学生自己学的。老师实际上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问题抛出来,让学生自己去想。有时候可能会有答案,有时候可能没有答案。学生如果觉得这个问题有意思,自己就会去找资料,自己学。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学会的,哪有老师教的,没有一个知识是老师教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小孩子的语言是怎么学会的?不是你爸妈教出来的,是小儿自己在发音,“biubiu”乱发,不小心发了个妈妈的音,妈妈就很高兴,妈妈很高兴就给了孩子正反馈。孩子发现大人对这个声音有点反应,那我再多喊两句,就强化了,然后建立起这样一个联系。


所以,我喜欢招对科学真正感兴趣的学生,我们模式动物所招生不看本科专业。我实验室还有一个本科是东南大学英文专业的学生。她的生物学都是在网上学的,没关系,你喜欢生物学就好。追着兴趣走,做好玩的事,不用这么多规距。


马宇 从您的采访当中我们能感受到您的干劲和热情,您觉得在科研和学术上还有什么是想要实现的或者说您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高翔 我的生活也从来不提前规划,科研也是随心所欲,只注意一点的,就是要做有用的研究。我这辈子最大的成绩可能就是推动了中国的小鼠模型研发技术和研究。我回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基因剔除小鼠平台,严重影响了我国功能基因组的研究。我的实验室成功制作了国内第一个条件性基因剔除小鼠品系,帮助了很多科学家。我们从零开始,和大家一起,历经20年把中国的小鼠资源品系数量做到了世界第一。别人觉得我应该特别有成就感,我有时候觉得也挺好,但是很多时候我就是觉得现在还不够,这点成就还不过瘾。


我们还是要关注未来,我们做的工作还不够创新,不够爽。最好能做出来全新的思路,彻底改变生物医药的研发模式,那该多爽。这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的事情。


我的学生也问过我这个事情,他说,高老师,我不理解,人家觉得这些成绩都很不容易了,你这个也有了,那个也有了,但是都不当回事,你为什么不当回事。我说它就真的不是回事。真的不能当回事,我也从来没把它当回事。


也许我的阈值太高,一直都是,兴奋点太高,很难够到。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只认未来,不问来路。我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但我知道,未来三到四年我还会再换一个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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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雷 从您的角度来看,现在的南京大学生命科学相比以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高翔 在我读本科和硕士的时候,南大生物比国内其他学校强很多;我2000年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南大和北大清华基本在同一个水平。看到如今南京大学,心里很难受。其他高校进步飞快,我们现在真的是落后了。作为南大的毕业生,我真的感到痛心。清北浙复交的许多优秀教授都是我的好朋友,真希望他们来南京大学工作。


当然我也不是说现在我们的水平真的是差到什么程度,还是有一批很好的老师。但我们的大问题还是格局问题,没有一个好的格局,官气太重,没有一个向上的环境,缺少了一点公平自由的精神,没有对兴趣爱好的追求,只想着发高影响因子的论文,想着拿奖当院士,有点丢南京大学的脸。


郑婉婷 你觉得未来我们应该怎样去改善这种状况?


高翔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做实事。什么叫实事?实事就是把本科生的课程安排好,多组织些学术活动,多鼓励大家见识外面的世界,认知真实的世界。实事就是给老师们更优越的条件做科研,给老师们更高的待遇,让老师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才是本道。少开无聊的会议和宣传。对学生好老师好的学校才是好大学,对学生好老师好的院系才是好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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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光锴 您对现在生科的学弟学妹们有什么建议吗?


高翔 对你们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言,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内卷压力。你们要多读读书,多看看好电影,多出去走走。开个玩笑说,你们做科研的成绩超过我的可能性很大,但玩得超过我这辈子都希望不大了。去过的地方比我多的人,也不会太多。


当你经历了更多的事,走了更多的路,爬了更多的山,趟了更多的水的时候,就知道该如何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你的工作、学习会越做越轻松,而不是越做越难。你会知道事情的底层逻辑,所以可以纲举目张。


你们要了解你们自己的理想,这样才能找到你们自己的道路,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靠别人,都是靠自己的。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才是最开心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看到自己是怎么变化的,从很多都不懂到变成知道很多事情,越来越知道自己有多渺小,这是很重要的。你可能越长大越来越知道自己有多渺小。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你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学习生态,三两个人也行,我现在碰到这样的人的话,就会很激动,会跟他们一块儿出去玩,出去喝酒,出去爬山,当然也一块去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和这样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就是爽嘛。人要爽,要痛快,不要搞阴谋诡计。


你们要努力变成坦诚的人,只有你先坦诚,才会有坦诚的朋友。老是算计别人,别人也不愿意理你。天天都在算怎么从别人那里弄点好处,也不知道是谁给的胆儿。所以说,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学会坦诚对待别人,你要永远把别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碰到三观不和的人也不要紧,离他远一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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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宇 最后想请您谈一谈您对自己记忆中80年代的南京大学的看法和感受?


高翔 当年的南京大学给了我们很多的美好回忆,主要是因为有好朋友。有朋友,就有美好的记忆,没有什么不美好的。当然如果当年环境条件再好一点就更好了。看到现在的生科院大楼,我个人以为可以设计的比现在好很多,现在这个楼看上去不太有开放和现代的感觉,没有那种开心轻松的氛围,反倒有点压抑。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多开心,天天想着玩这玩那的,天天都玩,开心的一塌糊涂。


做口述历史,我认为重点不应该是生物系祖上有多繁荣,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是去发现我们现在落后的原因,找到问题,改掉错误,努力前行。以前自己挖了一个坑,掉过一次,不能第二次还掉在里面。如果第二次还掉进去,甚至新挖个坑再跳进去,这是世界上最蠢的光景。我人生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狂妄自大,要保持初心,越来越多的看到世界之大,世界之美。年轻时觉得自己很牛,什么都懂,跑出去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什么都不懂,才知道自己是一个笑话。一个人有敬畏之心,谦卑之心,才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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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马宇 安光锴 沈雷 郑婉婷 齐冠曈

责任编辑:张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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